“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清代郑板桥的诗句和对联，教育激励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定力、关心百姓疾苦。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郑板桥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作为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书画家群体，“扬州八怪”在艺术上不拘成法、大胆创新，在百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同感。他们的个人经历、为官事迹、艺术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廉洁文化元素，值得关注。

春风十里聚奇才

身处江淮交汇之地的扬州，依水而生、缘水而兴、因水而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文脉悠长。

康乾之世，作为东南海盐集散地，安徽、江苏、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地区的食盐都经扬州转输，“全国赋税之半出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扬州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由此带来了扬州文化事业加速繁荣，巡盐御史胡文学创建了安定书院，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曾燠主持“虹桥修褉”，而以马曰琯、马曰璐等为代表的安徽盐商“贾而好儒”、礼才养士，更吸引了一大批诗文书画家聚集扬州。

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扬州画坛聚集的本地和外埠书画家就有百数十人。当时尚未有“扬州八怪”的称呼，郑板桥、金农等人也尚未以“扬州八怪”为名。事实上，人们对于“扬州八怪”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深化拓展的过程，也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

“怪”本属贬义。目前所见两则较早材料中，杨铎的《盐渎唱和诗草》和汪鋆的《扬州画苑录》对他们绘画的评价都不高。汪鋆更明确指出，他们“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率汰三笔五笔，覆酱嫌粗；胡诌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无异趣，适赴歧途。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也就是认为他们画风不严谨、题诗不合律，有点新意却非正道，哗众取宠而行之不远。

不过，此论一出，很快遭到业内反驳。晚清书画家凌霞梳理了“扬州八怪”的特点，特撰写了一首《扬州八怪歌》。他指出高凤翰“涉笔诡异别趣饶”、李鱓“大胆落墨气不挠”、李方膺“画梅倔强犹腾蛟”、黄慎“曹衣吴带皆镕陶”、边寿民“老笔气挟霜天高”、杨法“诗情古淡惟白描”，评述言简意赅、精准贴切。他还指出郑燮“板桥落拓诗中豪”、金农“冬心品诣殊孤高”，认为他们不仅善于创新，更有着深厚的精神内涵。

凌霞主张“竖抹横涂处，惟应造物师”，对“扬州八怪”极为推崇，这也得到近现代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等画家的认可。一些艺术史家在研究中还将同时代艺术追求一致、艺术风格相似的汪士慎、高翔、华嵒、陈撰、李葂、闵贞、罗聘也纳入“扬州八怪”这个群体，如此“扬州八怪”就多达十五人，堪称一派。

在艺术圈之外，“扬州八怪”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更为广泛。据研究者统计，从1958年至2024年，以“扬州八怪”为主体的民间文学等著作多达数十部，其内容更多涉及的是他们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家风传承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启功曾如此评价郑板桥的知名度：“二百数十年来，人无论男女，年无论老幼，地无论南北，今更推而广之，国无论东西，而不知郑板桥先生之名者，未之有也。”“扬州八怪”中的其他成员，尽管不及郑板桥知名，但他们的故事在其出生地、仕宦地、生活地也有相当程度的传播。

“扬州八怪”的影响从艺术圈扩展至全社会，并非偶然。除了在艺术上的创新，他们的人格魅力、精神内涵令人动容。他们文化修养深厚，对百姓却不自傲。他们书画技艺精湛，对钱财却不苟取。他们希望学优则仕，对权势却不阿谀。他们在为人、为艺、为政上高度统一，其言谈举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价值导向、“以民为本”的民生情怀、“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思维范式高度契合。

勤廉为本惠民生

“扬州八怪”中除了我们熟知的郑板桥外，其余如李鱓、高凤翰、李方膺也都担任过州县一级官员。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不看重官职大小、做官时间长短、有没有与上级搞好关系，而是关注自己能不能实现“泽加于民”的抱负，是不是做出了造福百姓的政绩。他们勤廉为本，对百姓怀有深厚感情，能为民做主、替民分忧，因而颇有政声。

李鱓“为政清简”。他出身名门，26岁就考中举人，可等到为官时已52岁。担任山东临淄县令一年多，改知山东滕县，因不肯趋附权贵而被罢官。李鱓从政一共两年九个月，始终坚守清操，拒绝同流合污。《临淄县志·名宦志》说他“口碑在人”，《滕县志》说他“为政清简，士民怀之”。

高凤翰“抚民知爱”。他早年科举不顺，46岁赴京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获得佳绩后，开始了长达十年却饱含艰辛的从政之路。他先被委任安徽歙县县丞试用，之后在安徽休宁、绩溪等地代理县令或县丞，雍正十一年（1733）曾奉调安庆监修孔庙等，当年经人推荐任仪征县丞兼“泰州坝监掣”（管理当地盐政的官员）。他在仕宦生涯中曾两次被诬入狱，最终诱发风痹症（即中风），右手右臂不能动弹，他自强不息，以惊人毅力左手命笔，在艺术上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江苏泰州发生蝗灾时，他写下《捕蝗谣》，用“儿女哭，抱蔓归，仰空号天天不知，吏食瓜饱看蝗飞”等诗句批评官吏渎职、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管理盐政时，他写下“卤淹赤脚红鳞斑，灶下蓬头炊湿烟”等诗句，饱含对盐丁的同情。从政期间，他始终洁身自好，不忘经世济民的初心，被迫离职后，不得不以卖画为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李方膺“努力勤民瘼”。他少读诗书，长年跟随在外为官的父亲，协助处理政务，33岁时被朝廷任命为山东乐安知县，此后担任过山东莒州知州、兰山知县、权署滁州知州、安徽潜山县令、合肥县令等职。他牢记“农为本”的家训，敢于担当，在百姓遭遇灾荒之际，当即呈文上报，在上级回文未下达前，顶住压力开仓赈济；针对上级“有名无实”“加派病民”的政绩工程，他力陈其弊，不造假、不退缩、不敷衍，即便被诬陷入狱也不改其志。在担任乐安知县期间，他带人花了四十天修筑了一条曲堤，开挖了一条五六十里的河流，解决了当地水患，深得民众认可。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郑板桥。他44岁考中进士，50岁时才获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知县，此后又担任过山东潍县知县，前后为官十二年。他在潍县七年，一心为民，留下不少佳话。乾隆十一年（1746），潍县大饥荒，他捐廉代输，让邑中大户开厂煮粥、接济灾民，又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救活万余人；乾隆十二年（1747），潍县连旱，山东巡抚、莱州知府瞒灾不报，他主动为民请赈；乾隆十三年（1748），潍县蝗、疫、水灾并至，他以工代赈；他还在潍县主修了文昌祠、城隍庙等，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乾隆十八年（1753）春，他离开潍县回到故里，百姓泣送。“七载春风在潍县”，郑板桥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成为潍坊廉脉中的精彩篇章。

君子气象在笔端

“扬州八怪”绘画风格鲜明，在他们的笔下常常可见百姓生活中的寻常事物，与传统的文人画相比，少了一些寂寞冷清，多了几分市井烟火。

“扬州八怪”喜欢画松、梅、兰、竹、菊。这些题材是君子人格化的象征，前人反复经营，名家比比皆是。学得一家已非易事，推陈出新更是难得。“扬州八怪”却能各出己意、各擅胜场，关键在于他们有一颗“物物平等”之心，有属于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在情景交融中实现物我齐一。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李方膺眼中的梅花、李鱓心中的松树、边寿民倾慕的菊花……它们无不与人的情感相通，而且鲜明打上了画家独特的烙印。

以郑板桥为例，他所画的竹子形态各不相同，有窗前月下之竹，有破岩而出之竹，有一竿独立者，也有“千枝攒万叶”者。为了画好竹，他以竹为师、与竹为伴，眼里胸中全是竹，更以竹为友，常人眼里并无差别的竹子，在他的画笔下，形色各异，俨如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一个个人，鲜活生动，各具性格。

“唯有清贫不负人。”“扬州八怪”大多出身贫寒，生活经历坎坷，成名前经常过着朝不保夕的清贫生活，郑板桥在扬州卖画常常寄宿寺庙，华嵒在造纸作坊当过徒工，李方膺年轻时放过牛、下过田……成名后，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却始终不脱本色、不忘本心，对底层百姓的贫苦念兹在兹。郑板桥就常常将卖画银钱用来接济穷人，“橐中数千金，随手散尽”。他甚至宣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如此高远的见识，如此宽阔的胸怀，至今仍不同凡响。

这样的认识，在“扬州八怪”中并非孤例。反映到作品中，很多画家将百姓生活中的寻常事物带入画中，更直面穷苦人家的真实生活：汪士慎画过蚕豆花；李鱓将葱、姜、瓜、茄、辣椒、茭白等食用之物作为主题；黄慎的作品中直接塑造了纤夫、乞丐、流民、渔民等底层人物形象，其《群乞图》描绘灾荒年月乞丐流落街头、受人欺凌的悲惨画面，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扬州八怪”中年龄最小的罗聘画过《卖牛图》，描写贫苦农民被迫卖牛的场景。

“扬州八怪”之“怪”，还在于其画作上多有题跋，其书法风格、文字内容往往与画作融为一体，或诗或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扬州八怪”兼擅诗书画，在以画叙事抒情的同时，他们常常以诗点明主旨，诗画相生，使人回味无穷。如金农的题画诗篇幅既长，其书法又极具特色，无怪乎他有“金长题”之称。

郑板桥的题画诗尤其出众，其“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等，画的是竹子，写的也是竹子，仔细体会，其中既有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也有与命运顽强斗争的无畏精神；既有韵外之致，更有味外之旨；既朗朗上口，又意境深远，因而流传极为广泛，影响深远。

仕途坎坷、艺术跃变的背后，不变的是为人的初心、对百姓的关切。以百姓心为心，“扬州八怪”中廉洁文化元素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在于此。近年来，结合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扬州市纪委监委积极推动“扬州八怪”与廉洁文化的研究、宣传，举办了学术交流会等活动，通过挖掘“扬州八怪”的个人经历、为官事迹、艺术作品中蕴含的廉洁文化元素，使“扬州八怪”这张城市文化名片在当下更加厚重、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