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公烛之下，不展家书”的廉洁佳话。关于这个典故，唐代诗人孟郊的《上达奚舍人》有云：“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有这样一段：“李京兆诸父中，有一人尝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极廉介……又京递至，发缄视之。中有家问，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秉官烛如初。”讲的是有位李太守为官廉洁、公私分明。一天晚上，收到京城来信，他点上蜡烛阅读。读了一半，发现信中后面部分是谈论京城家里事情的，于是他赶紧吹灭公家的蜡烛，换成自家的蜡烛点上。由此留下了“公烛之下，不展家书”的为官佳话。

这样的做法，其实古已有之。东汉末期有一位清官巴祗，曾任徐州刺史、扬州刺史。他为官不将家人接来同住，自己的日常开支也严格控制在俸禄范围之内，黑色的头巾毁坏了也不舍得换掉，而是用水混黑胶修补继续用。在扬州任上时，夜晚有人来访，宁愿与客人在黑暗中对坐交谈，也不使用公家蜡烛照明。对此，《后汉书》有记载，巴祗“夜与士对坐，处暝暗之中，不燃官烛”。

我们今天不觉得蜡烛有何稀奇，其实在古代蜡烛极为珍贵。古代，蜡烛因原料稀缺、制作困难、价格昂贵，是身份、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蜡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人们使用动物油脂制成脂烛。汉代，寒食节禁火时只有高级官员能获朝廷赏赐的蜡烛。《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曾向汉高祖献贡品“蜜烛二百枚”，仅限宫廷贵族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属奢侈品，如石崇就以“蜡烛作炊”来彰显豪奢。唐代，蜡烛的等级意味明显，五品以上官员才允许燃烛，朝廷设专人管理宫廷用烛，民间极少使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蜡烛逐渐走入民间，但价格依然昂贵，直到明清时期，寻常百姓家照明仍以油灯为主。

蜡烛在古代频频出现在诗文当中，成为一种经典意象，为我们带来了审美体验。比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蜡烛燃烧成灰比喻爱情的至死不渝，后世也常用来赞誉奉献精神；杜牧在《赠别》中写道“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将蜡烛滴油比作垂泪，生动表达了离别时的感伤。还有白居易在《忆梦得》中写下“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以红烛见证故友情深；宋代词人晏几道在《蝶恋花》中化用杜牧诗意，写下“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抛开蜡烛等物的物质价值不谈，古代贤达通过具体物象传达出来的为官清廉、公私分明的精神具备永恒价值，这是我们应关注的。

唐代名臣萧仿，以正直刚毅闻名，曾任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廉洁自守、公正严明，“月俸之外，不入其门”。有一次，他的家里人生病，大夫诊治后开方，需一味乌梅入药，随从就到官府府库中取来乌梅使用。萧仿知道后，让随从到集市上购买，将乌梅悉数归还府库。

“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任职涟水，对家人立下规矩：“凡涟地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离任时，专门将常用的毛笔在池水中洗净，以示“来清去白”。宋代大儒朱熹曾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公生明，廉生威”，说的也是相同道理。

古人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去私存公、去贪存廉的人品操守与处世境界，今人在阅读时，既能体会到中华文翰之美，更能领悟到中华道德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