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前有一整面墙的野生使君子。使君子花朵如绣球般成团成簇，香气极为接近栀子，又比栀子香多了点口哨般的响亮，非常适宜做香膏。我摘下一簇，把花瓣一片片放到打薄的乳木果膏体上，如此重复，数十日后，原本无味的乳木果膏香气四溢，使君子香膏既成，夏日清芬便可随时享用。

人类之爱香制香，源远流长。对于中国人而言，《尚书·君陈》中的“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为香文化打下了独特的烙印。能够感动上苍的，不是祭祀时黍稷的香气，而是美政、明德。

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对香事已有深入了解，知道对香料进行焚烧、佩戴、煮汤、熬膏、入酒等用法。屈原对各种香料有深入了解，仅《离骚》中就有许多提及香料的诗句，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在他的笔下，香料不仅是香料，更代表着崇高的道德品质。可见香之于中国文人，从来不只是风雅的点缀。

香在隋唐时期已是文人的生活伴侣，许多文人都有咏香之作。杜甫以“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写巫峡雨景，先有雷声和雨之动态，后添花香之嗅觉，令人身临其境。诗中的“百和香”指用“百草之花”配成的一种熏香。王维“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以松子为饭，既简朴又脱俗，饥饿的问题解决后，又在氤氲香雾中修心见性。李白和李商隐分别用“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抒发相思之意。王建叹：“闲坐烧印香，满户松柏气。”这松柏之气，正是文人风骨的隐喻。香是文人书斋里的隐士，是红尘中的山林，是具象化的“中和”之道。

香魂缠绕千古文心，宋朝精雅的文化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把香事列在首位。李清照词中的“瑞脑销金兽”“沈水（即沉香）卧时烧”的闺阁幽香自不必说，就连陆游那样的铁骨诗人，也会在“晴窗细乳戏分茶”时点燃一炷柏子香。不过对香造诣颇深的，当属苏轼和黄庭坚这对师生。

传说北宋元祐五年（1090）正月的一个早晨，杭州下起了小雪，苏轼院中的梅花暗香涌动。他取出碗，吩咐人以毛笔扫梅花花心之雪放于其中，接着将配好的香药在和香盘上铺撒一层，用鬃刷弹上一层碗中的花露，再铺一层香药，待其润透后，开始和香。午后，苏轼取和好的香粉做成篆香点燃，一瞬间，万梅齐放，香涛奔涌，他为之取名“雪中春信”。

此时苏轼处于是建功立业还是避世幽居的矛盾心情中。他下意识地选择寻花香、赏梅魂，想抓住的还是一点明媚。

海南儋州，被贬后的苏轼劈开了一段段朽木。他发现岛上多长此类奇木，这便是沉香。他如获至宝，将这些“朽骨”收集起来。沉香成于白木香树受雷劈、虫蛀后分泌出的芳香物质，其生成过程曲折艰辛，苏轼挚爱沉香，或许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苏轼在得到一块“沉香山子”后喜不自禁，把它送给弟弟苏辙作为寿礼，并作《沉香山子赋》，其中有“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等句，把海南沉香的品质描摹得淋漓尽致。借由书信，苏轼一如既往地展示了乐观且积极的生活态度，并以风趣的语气鼓励弟弟保持君子的品行，追求超然的境界。

除了品香、调香，苏轼还喜欢以香事为题创作诗词，最著名的是与黄庭坚的唱和诗《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其中一首是：“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此诗中提到一种熏香——闻思香，香名为黄庭坚所取。

苏轼与黄庭坚惺惺相惜，仕途上都磕磕绊绊，又皆是香痴，他们会因为制香秘方藏于怀袖而相互揶揄。

北宋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被贬宜州（今广西河池），不得住在城内，所租的房子破败，周遭环境亦嘈杂，他的邻居是一位屠夫，“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黄庭坚不以为忧，“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照旧读书、为朋友写书法作品。

“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黄庭坚在人生失意时，香就像是一位朋友，帮助自己清醒头脑、澄清心灵，获得精神上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