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周馥（1837—1921），安徽建德（今池州东至）人，字玉山，起自布衣，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务，一生躬亲洋务、海防、水利、吏治诸务，以处事公允、实干笃行为人称道。

他在家训著作《负暄闲语》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大凡人存心公正，则虑事详审。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于民有益否？即有益矣，能持久而别无流弊否？”我们不妨称之为周馥的“为官三问”，揭示了他的为政理念，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其一，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于国有益”，是周馥为政的第一准则。凡谋一事、兴一政，必先以国家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不图近利、不务虚名。反之，他认为：“去道谊而求功利，终必丧其功利而后已。”

周馥视海防为立国之基，参与北洋海军建设多年，实地勘察旅顺、威海卫基地，主持旅顺船坞建设，草拟《北洋海军章程》，贡献良多。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面前，他力主开放通商、巩固边防，积极投身洋务新政，参与创办天津机器局，会办天津电报局，倡议修建芦汉、津榆两条运煤铁路，推动通信、交通、军工近代化，践行“强国必先固本”的理念。

尤其是在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任上，许多涉外事宜，内外掣肘困难万分。但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坚守民族大义，他自述“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四十年宦海生涯，他秉持公心，整顿积弊陋规，裁撤冗费虚耗，始终“力顾大局、劳怨不辞”，其施政举措以国家安定为根本要务，尽显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其二，再审此事于民有益否？“于民有益”，是周馥施政一以贯之的落脚点。出身寒微的他深谙民间疾苦，为政始终以安民为先、惠民为要，不务扰民虚政，不兴无用浮役。

治水是他一生重要政绩。面对永定河等地连年决堤、百姓流离失所的困局，他亲赴河道、徒步勘察，遍访乡农、稽考古训，提出“顺水之性、以水治水”的理念，坚筑堤防、束水攻沙，力求从根源上消除水患。他主持疏浚治理海河、黄河多条河道，堵决口、修石堤，使水患得以减少，时人盛赞“功德在民，尤以河工为最巨”。

周馥对于教育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惠民的大事，并且在近代中国，教育有开民智之重要功能，而“民智开则国运兴”。在山东，他创办高等学堂与师范学堂，改传统书院为新式学校，大力推广实业教育；在两江，他支持创立复旦公学，将吴淞提督行辕旧址拨给复旦公学作为校舍，并拨银两万作为学校经费。他还广设蒙学与女学，让普通百姓子弟得以入学成才。

他心系桑梓，在家乡安徽修坝护田、创办电厂、设立医院、施诊给药，设立“乐济会”“孝友堂”等机构，帮助孤寡贫弱，以一桩桩实绩造福一方百姓。正如他所言，为官“尤以固民心为重，不可有幸功图便之心，须时存杜患防危之念，即建旋乾坤事业，亦只从顺民心做起”。

其三，即有益矣，能持久而别无流弊否？一件事利国利民，但能否长久维持，一旦时间久了滋生弊端怎么办，这些都是应当思考的问题。周馥认为为官当观变谋远，不满足于一时一事之成效，要追求政策长效可行，利在长远、不留后患。

治理黄河水患期间，他摒弃临时堵口的权宜之策，坚持全面勘察、系统谋划，妥善处理应急救灾与长远防洪的关系，推行“束水攻沙”之法固堤通流，使治河成效惠及后世。他认为逆水性而动将徒糜工费，“终莫能救”。治水如此，为政亦是如此。

在制度建设上，周馥重规矩、明章程，整顿盐务、统一币制、厘定税则，力求避免因人废政、因私乱规。他告诫为政既不能轻率更张也不能因循守旧，主张为官处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处在不同的地位，工作的重点也会不同，要随时随地而变。“遇事必须内度才力，外审机宜”，反之，如果“不度事理，徒袭以往成迹，鲜不失矣”。

周馥的上述三问，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将为政理念、价值立场与实践方法有机统一，彰显以国家为重、以百姓为本、以长远为要的追求。它植根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贴合近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从巩固国防、兴办实业，到治水安民、兴学育人，周馥用一生践行其“为官三问”，留下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人们评价其“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作为传统士大夫，他固然带有时代与身份的局限，但今天看来他的这些论述仍具有镜鉴意义：为政者唯有胸怀家国、心系民生、谋虑长远，方能行稳致远、惠泽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