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桑树，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采桑养蚕的劳作图景。《诗经》里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描绘了春暖时节，黄鹂鸣叫，女子提着筐、沿着小路去采嫩桑叶的场景。宋代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中，也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描写，更是农家男女耕田织布，孩童在桑树荫下学着种瓜的农事日常。

我国先民植桑，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桑树种植便融入国家政策和富民理念之中。《周礼·地官·载师》中有“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的规定，意为凡是自家住宅空地不栽种桑麻的，就要缴纳罚金。《管子·牧民》中曾提到“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强调通过种植桑麻、饲养牲畜来实现富足。孟子也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意思是在给百姓分配的五亩宅地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能穿上丝织品衣服了。

后世将“桑”与“农”并称，劝课农桑成为保障百姓温饱的关键举措。《汉书》中收录的《劝农桑诏》记载：“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记载了桑粮间作的耕种模式。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卷三为栽桑，卷四为养蚕，详细讲解了桑子播种、桑树嫁接与整枝修枝、饲蚕的温度标准等技术。得益于历代对桑树种植的重视，蚕桑生产成为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支撑。

劝课农桑也是衡量古代官员政绩的标尺。宋代将种桑成效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规定“百姓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只纳旧租。令、佐能劝课种植，加一阶”。《庆元条法事类》卷五《考课》中“劝农桑”一项记载，“劝课栽植桑、柘、枣之类，某官职姓名任内，劝诱人户栽植到下项：桑若干、柘若干、枣若干”，将考核量化为具体种植的株数。清代康熙年间，夏津黄河故道沙荒严重、民不聊生，知县朱国祥走村串户，倡导百姓植桑固沙，以桑养蚕，既治理了生态之害，又解决了民生之困。

桑树关乎百姓生计，历史上不乏清廉典故。蜀汉诸葛亮临终时上表后主刘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身为丞相，诸葛亮的家产明细仅有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他主动汇报，未有隐瞒。《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及卒，如其所言”，印证了表文的真实性。隋代赵轨任齐州别驾时，东邻有桑树，枝蔓越墙，桑葚成熟后落入其院中。他命家人将桑葚全部拾起送还邻居，并告诫子女：“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戒。”意为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东西，哪怕是一粒掉落的桑葚也不该占为己有。

桑树年年抽叶、岁岁结葚，是民生朴素的供给者，也是农耕劳作忠实的见证者。桑树的清荫，守护着百姓的耕织生计、田园苦乐，更映照着为官一方、劝课农桑的实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