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焦作孟州韩园，一代文豪韩愈长眠于此，该建筑上悬挂了三块匾额，右边一匾为“文起八代之衰”，这是苏轼对韩愈的评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郑板桥题写的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表达了其对文章写作的主张，一方面要精炼传神，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陈彧之 摄

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该文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章关乎经邦治国、道德人心，优秀的文章能够代代相传，启迪一代又一代读者。中国人对于文风高度关注，认为从一个时代的文风可见一个时代的社风，推崇笃实的文风，反对浮华孱弱的文风。与不良文风作斗争，是历代有识之士一以贯之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不少史事轶闻，值得后人深思。

当防辞多意寡

繁文累牍、极尽铺陈、贪大求长是不良文风的一种突出表现，这样的文章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核心观点被大量铺叙渲染所淹没，容易陷入“辞多而意寡”的困境。

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堪称汉大赋的扛鼎之作。后世在肯定其展现王朝雄浑气象的同时，也作出客观批判。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相如作传，同时引用了司马迁与扬雄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司马迁称其作品“多虚辞滥说”，扬雄讥其“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这两篇大赋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规劝节俭、反对奢靡，但实际却使读者沉浸于盛大繁华场景的描摹中，几乎感受不到劝谏用意，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扬雄晚年甚至直言，这类大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所不为也。

西晋左思历时十年写成《三都赋》，可谓宏大而辉煌，一时洛阳纸贵，但学者评价其是“骋辞大赋在赋史舞台上最后一次辉煌的表演”，此后赋体向抒情小赋转变已是大势所趋。这篇大作流传后世的名句寥寥无几，原因并非作者才力不足，而是通篇文辞堆砌，主旨被繁辞遮蔽。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剖析大赋的弊端所言，“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文章一味求长求繁，实则是文采臃肿泛滥的表现，反倒有伤文章的风骨和力量。

北宋初年有一个叫赵邻几的文臣，他善写文章，“为文浩博”，每次构思，必正襟危坐，一下笔就数千言。他作的《禹别九州赋》，长万余言，备受同辈推崇。但这位文章老手，在为朝廷起草文书时却表现不佳，《宋史》说他“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问题就出在文学之才不等于公文之才，铺张扬厉的写法，一旦生硬地移入政务文书中，便会妨害事理传达。及至明太祖朱元璋，对奏章繁简十分在乎，认为这直接关系行政决策效率。当时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大臣，上了一份万余字的奏疏，朱元璋分了两次才读完，认为“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他以此为契机大力整饬文风，令中书省制定文书规范颁示百官，“俾陈得失者无繁文”。

欧阳修是北宋改革文风的领袖，为文务求精确，力戒繁文冗字。相传同僚记述一桩突发事件，一人写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另一人写道“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听罢感慨，若是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随即凝练为六个字“逸马毙犬于道”。这件轶事，充分体现了欧阳修删削冗词、贵简不贵繁的写作追求。

“删繁就简三秋树”，写文章若是过分穿靴戴帽、过度敷陈烘托，只会令读者望而生畏、读而生厌。应当开门见山、精练扼要，把笔墨用在关键处，使人一目了然、直抓要义。

当纠空泛浮华

在千年文脉传承中，有两类文体文风屡受针砭，一类是形式束缚思想、内容易趋纤巧的骈文，一类是空话套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两者通病一致，都是为追求形式上的工整，而不得不绞尽脑汁拼凑词语，强行使用排比对仗等修辞方式，使内容表达受到层层束缚、不得自由。

魏晋之后，骈文逐步占据主流，到南朝达到鼎盛。骈文从辞赋中吸取了对偶手法，逐渐发展流行。骈文中有千古名篇，如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便是一篇华美的骈文。然而在南朝，朝廷诏令、章表奏议、书启论说、公私文书普遍采用骈体，世人竞相考究对偶、声律、典故、辞藻。这不仅使诗文进入一个低潮期，对于政风也是一种损害，本应陈述政务得失的章表奏疏，却把雕琢文辞放在首位，影响对主旨内容的表达。当形式压倒内容，文采喧宾夺主，空谈虚务之风便易滋生。

隋代李谔上书痛陈时弊，其中有云“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批评这种只追逐字句工巧，而置现实事理于不顾的现象。唐代魏徵亦抨击梁代后期文风，“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甚至认为这是导致衰败的文化征兆。后来，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家反对写作骈文，提倡写作古文，由此兴起了“古文运动”，文风为之一新。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被誉为“家训之祖”，其中的《勉学》篇记载邺下一名饱学博士要写一份买驴的契约，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写了三页纸，却迟迟没有提到“驴”字，遭到围观者嘲笑。颜之推借这则故事批评当时空泛的文风，也警醒后人不要沾染这样的文风，“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之所以词不达意，表面上看是华而不实，根子在于逻辑散乱，把握不准受众与使用场合，文章才这般不得要领。

反对雕琢铺排，不等于否定打磨文字。杜甫常对自己的诗进行打磨，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打磨文字不能以文害意，意应是核心。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章有直接的辅政之用，笔下关系家国大计、百姓冷暖，当植根实际、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真正做到“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

当禁文过饰非

文风是作风的折射。倘若玩弄文墨、舞词弄札、文过饰非，用虚假政绩蒙骗上级，用花架子应付百姓，终将误国害民，自取其辱。东汉荀悦《申鉴》有言，“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正是告诫为政者要明辨表面文章，不为巧言虚饰所迷惑。为政之道，贵在实干，为文之道，亦贵在务实。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字字千钧，重若金石。同为史学家的班固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该语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及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尺。无论是修史还是撰写公文，“文直事核”就是要充分占有各方面的材料，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其事，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要以严谨的态度，准确表述事实，不仅句句真实，而且处处到位，有根有据，求是求实，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其文笔水平高下，更源于其忠诚可靠的品质与求真务实的精神。

韩愈乃“唐宋八大家”之首，笔硬文硬来源于骨硬胆硬。贞元十九年（803），京畿二十余县“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庄稼收成不到十分之一，京兆尹李实却为了保全个人政绩，罔顾事实，上奏朝廷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刚刚担任监察御史的韩愈，没有因为李实曾对自己有提携之恩而缄默避祸，秉着“有见辄言”的宗旨，毅然写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将“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的真相揭露出来。这篇文章不长，开门见山，直接奔着问题而来，就灾情的发生与解决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古代公文摈弃粉饰、据实直言的典范。然而，韩愈却因为这篇文章引来李实等人的报复，被贬出朝，但韩愈无怨无悔。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本着忠于职守的精神而为文，如此才不负“文以明道”的初心。

政风实则文风实。清代孙嘉淦身居要职，以务实立身。其《居官八约》中明确提出“言删其无用”，直指奏议公文应当一针见血、直面问题，删汰虚文浮辞，追求简明务实。林则徐奔赴南方查禁鸦片之际，深感沿途迎来送往的积弊深重，便通过传牌这种由上级发往下级的下行公文明示规矩。这份传牌仅三百余字，我们不妨读其中的一段感受其文风：“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这份传牌没有旁征博引，也没有华美辞藻，只是清晰写明此行使命、随行规制、食宿标准、严禁馈赠等要求，语言直白，言辞郑重。文中连用“不许”“不必”“不得”等明确哪些行为在禁止之列，又强调“此非客气”“言出法随”表明自己说到做到，态度明确，措施具体，是一则优秀的公文。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文章首要在于事理通达，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形式与内容应当辩证统一，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把握好文与质的平衡，力戒形式主义，持续改进文风，如此则能更好地服务事业、服务人民、服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