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洲书院中的江万里塑像，他是该书院的创办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棂星门，牌坊上书“理学”“忠节”，这是白鹭洲书院对学生最为看重的品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书院是我国古代别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藏书、刻书、讲学、祭祀等功能。古代江西是书院教育的重镇，位于吉安的白鹭洲书院，与九江的白鹿洞书院、上饶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并称江西古代四大书院。白鹭洲书院创办于南宋，培养出了文天祥等人才，其教学相长、重视德育、知行合一的育人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尊师爱生 教学相长
秋暑未消，白鹭洲书院中却吹拂着来自赣江的清风，站在千年香樟树下，一片荫凉让人快慰。沿着廊壁上镶嵌的石刻，思绪回到南宋嘉熙四年（1240），那一年理学名臣江万里出知吉州军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他施政首重教化，于次年在僻静宜学的赣江白鹭洲上创办了白鹭洲书院。
此后书院虽几经毁建，却始终文脉不绝，不仅延聘了欧阳守道、王时槐、邹元标、刘绎等山长名师，培养了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一批忠节名臣，还涵养了地方的昌盛文风、敦厚民风，被誉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
尊师爱生、教学相长是白鹭洲书院一贯坚持的教育理念。
在古代书院教育中，教师常占有主导地位，名师更能对书院的组织形式、学术主张、教学风气产生重要影响，是一所书院的灵魂。唐代韩愈在《师说》开篇即点明“古之学者必有师”，而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也不仅是传授知识。“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树立道德榜样、传递精神理想。
白鹭洲书院的创办者江万里青年时曾就学于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并师从朱熹弟子林夔孙。《宋史》称江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采倾动一时”，为人“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因此数次获罪于权臣。后元兵进犯，攻破饶州城，江万里当时已无官职在身，但他认为“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投水而死，以身殉国，获谥“文忠”。
江万里的耿直忠节之气对白鹭洲书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是书院的创办者，更因他曾执教其间，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根植诸生心中。江万里延请的第一位山长欧阳守道在《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中记载，书院创建之初，尚未找到合适的山长人选，江万里便“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与从容水竹间，忘其为太守”。欧阳守道认为，与学生打成一片，更有利于为师者在举手投足间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古贤侯盖有意于成就后进者，使之亲己如此，此所谓犹父兄之于子弟”。
欧阳守道继承了江万里的教育精神，其弟子文天祥在《祭欧阳巽斋先生文》中充满感激地回忆道：“某弱冠登先生之门，先生爱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执经，盖有年于兹。先生与他人言，或终日不当意，至某虽拂意逆志，莫不为之解颐。”欧阳守道认为这种带有“亲亲”意味的师生关系，更易于使学生接受来自教师的教导，“夫惟有亲亲之意，故教易入。”
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教学相长。如孔子即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韩愈亦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欧阳守道也认为，以“吾师即道”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尚可，但其实“为之师者，岂敢谓道实在我哉”，教师是道的传承者而非垄断者，教师比学生更早闻道，因此可提供指导。师生只有在日复一日的切磋琢磨中才能逐渐精进，因此白鹭洲书院将“学必有师友”列为学规，便于师友间“劝善规过”“崇德辨惑”。可见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在书院创办之初便已确立，并显现出重要影响。
立德树人 德才兼备
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白鹭洲书院教育的重要原则。江万里作为朱子再传弟子，在书院创办之初便将《白鹿洞书院揭示》抄回，刘辰翁在《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中亦谓其“创鹭洲如白鹿”。
《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朱熹于淳熙七年（1180）为修复后的白鹿洞书院所作之学规。绍熙五年（1194），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任上复兴岳麓书院，他又将这部学规带到了岳麓。《白鹿洞书院揭示》流布甚广，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有广泛影响力。明代王阳明尽管对朱子学说多有异议，却对此学规不吝赞誉，称“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书院揭示》首重为人为学之大端，开篇即揭示了“五教之目”的宗旨，阐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为人立身之本；继之以“为学之序”“修身之要”“接物之要”“处事之要”四端为方法路径，使诸学子具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能力，深刻体现了朱熹“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的教育思想。
江万里以该学规教授学生，亲身示范，刘辰翁作为白鹭洲书院的杰出弟子对此钦佩不已，言先生在时与诸生“深衣入林，媚映前后，无不心醉名理”，先生去后缙绅、吏民、悍卒无不披沐风教，“而先生又以身殉，宇宙与之始终……其道隐然增鹭洲之重”。
后世白鹭洲书院形成了诸多馆规、约禁，无不强调对学生道德的重视。形成于明代的《罗太守馆规》，十三则中有四则涉及涵养道德、磨炼品行，如“清介”条直言：“本府属望诸生，不独以文章取科名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第一义。人品既端，文品自异。”立身端正，自然行稳致远，如只以功利行事，终将自取其祸。清代的《王太守学规八则》第二则“共砥品谊”云：“立品为学人第一义。苟负奇才而品列卑污，其余不足观也已”，则进一步强化了书院育人“以德为先”的价值取向。
名师在白鹭洲书院讲学授课的过程中，亦以立德守廉为修身治学之要义。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出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时，行部吉安，政事之余讲学于白鹭洲书院。《白鹭洲书院志》中收录了他的一篇书院讲义，他以自身经历告诫诸生，“余所见闻，有纵须臾之欲而折尽终身之福，攫一不义之财而夺去万钟之禄”，为官先做人，做人要先立志，所以他认为“学者首辨志，志必向道”，而“载道者，德也”。万变不离其宗，立德在人生中始终占据着根本地位。
立德非一时之事，要保持端正的品德并不容易，“夫为善如登，为不善如崩。竭力求善，所企尺寸，一念不谨，百恶归之。”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慎独、慎初、慎微、慎友，做到真知真行，躬身践履；另一方面则要勤奋用功，日拱一卒，不可懈怠，使“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此终能有所成就。
博文约礼 知行合一
白鹭洲书院反对空谈玄言义理，强调为学有补于世，为文言之有物，践履行则有终。江万里和欧阳守道都十分不满当时醉心科举的虚浮学风，欧阳守道曾批评：“近岁士习趋下，号称前辈者或亦止于传习场屋之文，谩不省讲学为何事……后学效之，凡书肆所售，谓之时文，空囊市去，如获至宝”，对能够赢得功名的科举时文热衷不已，对真正的学问反倒漠不关心，更无意于“增益其所未能”。他认为“世道依人心以立，读书为士，不得不以世道为己任”。这才是推究经史、研习义理的意义所在。
在江、欧二师的影响下，白鹭洲学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坚守读书博文、行而约礼、知行合一的实践指向。文天祥从学于欧阳守道时深受其教，感到先生的学问“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由此学问而生发的文章，则“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不为曼衍而支离”。
南宋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起复，出任湖南提刑，特地前去拜访其时在湖南为官的江万里。江万里素闻这位鹭洲学子志气高洁，不可等闲待之，遂以国事相嘱托道：“世道之责，其在君乎！”第二年，襄阳、鄂州相继沦陷，战事吃紧，朝廷召天下兵马勤王。文天祥捧诏涕泣，决心起兵江西，共赴国难。面对朋友的劝阻，他亦深知自身难有胜算，但更深恨于“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因此“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期待天下忠臣义士能够闻风而起。
然而局势终究难以挽回，南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元朝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已在元大都狱中被关押三年的文天祥，宁死不降，英勇就义。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绝命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位鹭洲学子没有辜负恩师欧阳守道之所教和江万里的最后嘱托，也没有辜负他自己的誓言与理想。
明正德五年（1510），经历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出任庐陵知县，其间曾在白鹭洲书院讲授他正在发展中的心学思想。后世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序》中称：“姚江之学（指阳明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黄宗羲所举四位王门弟子，邹守益（号东廓）、罗洪先（号念庵）、刘文敏（号两峰）、聂豹（号双江），不仅均为吉安人士，且都曾讲学于白鹭洲。
阳明再传弟子王时槐更曾担任鹭洲主讲，他在《重修白鹭洲书院记》中为时下“教学之法，名存实亡”感到忧心，痛斥“士之所学，直曰以文辞博进取……不知有所谓反身实践者”。他要求诸生“学有实地，以根衷复性相究极……退而处，为乡之善人君子；出而仕，为世之良臣名吏”。他进一步将“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归为一处，成为白鹭洲治学育人的精神底色。
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起，状元刘绎执掌白鹭洲书院二十余年，其间融会朱熹、阳明的学问，培育人才，在晚清的沉闷空气中使白鹭洲书院重振生机。他所撰对联：“鹭飞振振兮，不与波上下。地活泼泼也，无分水东西”，至今仍悬挂在书院之中。他所作诗句“读书学古诚何事，仰对先贤试静思”，则在时代巨变中不断启迪学子深思。光绪二十九年（1903），白鹭洲书院顺应历史潮流，改制为吉安府中学堂，1980年定名白鹭洲中学，与书院旧址同在洲上，仅一墙之隔。
七百多年来，赣江清风从白鹭洲书院的书舍吹进了白鹭洲中学的课堂。白鹭洲上，涌现了一位位报国英杰，见证了一段段师生情谊，琅琅书声不曾停止，书院文脉接力传承，教学相长的故事还将继续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