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为元代画家程棨绘制的《蚕织图卷》中的纺织场景。 资料图片

况锺后代清人况廷秀编《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书影，这一页收录了况锺“不带江南一寸绵”等诗。 资料图片

蚕丝一缕，可织素绢，可成华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是最早利用蚕茧抽丝的国家，素有“丝绸之国”的美誉。养蚕缫丝撑起了中国古代家庭生计的半边天，巧妇将蚕丝织成匹匹绢帛，可以用来缴纳赋税，可以用来制成衣服，其中的名贵品种还可以进献给朝廷。丝帛是丝路贸易中的硬通货，也是人情往来中的常见礼品。围绕丝帛的取与舍，古人留下许多引人深思的廉洁故事，为后世提供了修身镜鉴。

瓜田李下 古人所慎

丝绢锦帛不似金银珠宝那般耀眼夺目，乃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常常以故交馈赠、乡土特产等面貌出现。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交际之常，容易使当事人碍于情面半推半就，一步步落入人情绑架的陷阱。古代不少廉洁高士对此严加提防，做出了示范。

人情往来之中，最难的不是拒绝陌生人的厚礼，而是推却多年老友的好意。北齐袁聿修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巡察河南诸州，并负责考核地方官员政事得失，途经兖州时，与兖州刺史邢邵相见。二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曾在尚书省共事。那时，袁聿修就是一位“未曾受升酒之馈”的清官，邢邵曾以“清郎”称呼他。分别之后，邢邵特意派人给旧友送来一匹白紬。面对故交的一份心意，袁聿修毅然退回，并致书留下一句后世常常引用的箴言：“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他并非怀疑友人品行，而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肩负的责任，必须在言行上慎之又慎，以免遗人话柄，他不是不近人情，而是不敢混淆公与私的界限。邢邵对此深以为然，自认考虑不周，更称赞他昔日是“清郎”，如今可谓“清卿”矣，官职提升而清廉不改。

丝帛不仅可以充当交际之礼，还可以作为润笔之资，收买文字与公论。唐代权臣裴均身死之后，其子“持万缣”登门请求韦贯之为其父撰写墓志铭。韦贯之认为裴均做事不遵循法度，惯于趋炎附势，为时论所鄙。面对这份极为丰厚的润笔，若是利字当头之人，可能大笔一挥就将缣帛纳入囊中，但韦贯之却能做到不动心，他洞悉对方用意，其目的是通过润笔换取溢美之词，掩盖平生劣迹。他耻于以文字徇私，其回绝掷地有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哉！”笔墨有公心，处世有立场，万缣厚礼，换不来韦贯之笔下虚饰。韦贯之一生拒受赠礼，及至离世，家无余财，守得一生清白。

有时别人赠予的礼品，未必有立即而明确的企图，但仍应保持警惕。杜甫流寓成都时，曾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担任参谋，二人私交甚好，但杜甫对严武的奢靡生活亦有微词。有一位太子舍人张某，或许正是看中杜甫与严武相熟的关系，从西北来到成都送给杜甫一件极为华贵的锦褥，意欲通过杜甫接近严武。杜甫不为所动，当即将锦褥退回，并写了一首《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记此事。

杜甫在诗中称赞锦褥的精美，对张某馈赠这样奢侈的礼物感到惶恐不安，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戒骄奢的重要性，隐隐有对严武的劝谏之意；“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诗歌结尾表达自己摆脱人情牵绊，内心回归安宁的心迹。杜甫作此诗，既有个人拒绝请托的清醒，也包含对世事的深刻思考。

公尺除弊 两袖清风

一缕丝帛，得来殊为不易。春蚕吐丝，妇人缫丝纺织，历经许多道工序方能织成绢锦，其中凝聚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白居易在《重赋》中写征收赋役的胥吏对百姓的催逼：“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在《红线毯》中，他痛斥官员的搜刮之举：“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是唐代宣州出产的贡品，地方官为了一己之私，超额索取红线毯，从而加重百姓负担，白居易愤然揭露这一事实，他的质问振聋发聩。

品读这些诗句，更能映照出清官爱民恤民的宝贵品质，他们的身影流芳青史。

为官一方，手中掌握征收赋税的权力，丝绢长期是古代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征收税绢，考验着官员的清廉品质。北魏杨津出任华州刺史，此前当地征收税绢时，官吏普遍使用加长的尺子借机多收，百姓深受其苦。杨津到任之后，严格要求征税胥吏用官府规定的“公尺”衡量，不许额外多取一分，从制度上堵住渔利的口子。同时，为了保证税绢的品质，杨津也提出了可行的办法，品质优良者，赐酒一杯以示嘉勉；品质粗劣者虽照常收纳，但不予赐酒，以此作为劝诫。经历这一番改革，当地百姓“竞相劝厉，官调更胜”，上缴的税绢质量反而变好。

与白居易诗中的“宣城太守”不同，况锺、于谦等清官从不以当地丝帛物产作为礼品结交、攀附上级。苏州以盛产丝帛著称，能工巧匠辈出，一些最为精致的丝帛就出自苏州。明代况锺三任苏州知府，对此毫无染指。按照明代制度，地方官期满须赴京接受朝廷考核，其结果直接关系个人仕途迁转。彼时官场潜规则盛行，地方官员往往搜刮当地特产结交权贵为自己铺路。正统四年（1439），况锺赴京述职之际，地方官民纷纷送来本地丝帛作为礼物，他一概拒绝接受，并赋诗明志：“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酒注如泉。”诗中“惭愧”一词尤见分量，体现了一位古代官员的谦抑与深情。后来，苏州上万百姓联名上书恳请留任，况锺得以继续守土苏州，最终逝于任上。《明史》评价况锺“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苏州百姓更尊称其为“况青天”。

与况锺同一时期的于谦，亦是操守清廉之士。据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记载，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多年，每次入京述职议事，“独不持土物贿当路”，即便是手帕、蘑菇等寻常之物亦不携带。当时河南百姓传诵于谦的一首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手帕亦有版本作绢帕，它们一旦变成官场交际的礼品，便成为百姓的负担，这是清廉之士绝不愿意见到的。

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

丝绢锦帛，可轻可重。薄则一匹素绢，厚则成卷锦缎。为官者一旦清廉底线失守，对于别人馈赠的丝帛，起初也许只受一匹素绢，终会进展至贪求成卷锦缎，这便坠入了贪腐泥潭而无可挽回。历史上，有人面对丝帛馈赠坚守廉心，有人存有侥幸之心收下，终致身败名裂。

胡质、胡威父子的故事，为后世树立了家风典范。三国时代曹魏的胡质官拜荆州刺史，一生清俭。因为家中无马，其子胡威自京师骑驴千里省亲，辞别归家之时，父亲给他一匹绢作为路费。胡威当即叩问父亲：“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在他心中，自家家风素来清正，丝绢之物从何而来要问清楚才可。当得知这匹绢是父亲的“俸禄之余”，并非受贿之物，胡威方才坦然收下。即便是至亲父子之间，也要分清馈赠之物是否合乎道义、合乎情理。

归途中，胡质帐下一名都督刻意请假先行，在半路等候胡威，百般逢迎讨好。胡威看穿对方攀附上司的心思，取出父亲所赐之绢将其遣去，主动划清界限。事后他托信使将此事禀告父亲，胡质随即杖责此人并革除其职务。于清廉之家，丝绢虽轻，但公私分明之心却重，万万不得玷污。

以古为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我们读史的目的。据史籍记载，长孙顺德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功勋，却“受人馈绢”。事情败露后，李世民没有对长孙顺德治罪，反而在朝堂之上当众赐给他数十匹绢，使之自省自悔，并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同样是绢帛，论功而得，便是荣耀；贪贿取之，便是耻辱。丝绢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获取的来路，在于人心的取舍。

时代更迭，人情馈赠、变相请托的考验却从未消失。回望史海，“一丝一粒，我之名节”，清代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一语道破守廉要义，莫因“一丝一粒”微小就受之无愧，须知此乃关系名节之大事。而心怀苍生的白居易，在严冬时节，面对新制的温暖布裘想到了很多，他道出了为政者不仅要有清廉名节，也应有爱民胸襟——“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