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进一步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制定。他们曾这样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与党的行动是紧密联系的，没有正确的纲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制定纲领，“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他们强调，党的章程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党“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是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共同法律”。《章程》明确要求“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须严肃地保证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否则应予开除。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世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改变党的斗争策略，由准备起义转为长期积蓄力量。但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一些人极力反对这个策略，他们另立“中央”，鼓动工人马上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有力回击，并通过决议将这些人开除出党，有力地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和中央的权威。

在制定党的章程及捍卫革命原则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论权威》等一系列著作，强调必须加强“中央权力的统一”，强化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总委员会的权威。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并把这一章程称为党内“最高的判决”。恩格斯在给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信中指出，每个支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章程和附则，但这些附则“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中央委员会意志真正得到落实，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组织条例及其决议，各个支部和全体会员应该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反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章执行中的任何纵容与变通都会危害“党的名誉”。1879年，凯泽尔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唯一代表，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党纲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社会民主党人希尔施指出其行为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却为凯泽尔开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凯泽尔“践踏了党的策略的确定不移的首要基本准则”，希尔施同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挽回了党的名誉”。恩格斯指出，“无论是总委员会或者是代表大会都不会允许任何破坏我们章程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高度重视章程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规制性作用。列宁指出：“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他强调，党的组织章程是“关于党组织的形式和准则的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组织规则”，对全党具有广泛的、权威性的约束力，党员要不折不扣贯彻党章、践行党章，确保思想行动始终与党章要求保持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章作为党内根本大法的地位作用。毛泽东指出，“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明确了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章约束的政治要求。百余年来，党章在党的发展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是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政治宣言。党章的一次次修改，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时代特色；党章的一次次完善，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章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依据和总遵循，也是全体党员言行的总规矩和总遵循。”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把党章作为全党的根本行为规范”。党章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和重要主张，规定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新征程上，必须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党章各项规定落实到管党治党全过程各领域，以党章为根本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